纪念黄道同志诞辰110周年研讨会论文

 

黄道与北京学生运动

 

毛智勇  庞振宇

 

19238月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到1926518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黄道中断学业,回到江西迎接北伐战争,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了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三年。黄道后来常对家人和朋友说:“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当时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我人生的转折点。”[]1939年陈毅在《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中说:“黄道是北京师大的学生,担任师大出席学联的代表,取得学联的领导地位。我于是年初与黄道订交,先后不久加入本党,共同努力北京的学生运动、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运动。当时正是孙中山先生北上,正在反曹吴军阀之后,同时又继续着反奉系军阀的运动,从五卅运动爆发直到三一八惨案,这几年内北方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兴起,黄道同志就在这个时期由书斋走上革命战场,马列主义武装了他,革命运动锻炼了他,他实际上是北方国民革命的领导主持的一员。”今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道诞辰110周年,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在北京查找有关黄道的档案资料撰写此文,以表达缅怀之情。

 19199月,黄道从上饶信江中学转入南昌二中学习。是年冬,黄道和袁玉冰、徐先兆等有志学生组织“鄱阳湖社”,并于192111改名为“改造社”。江西改造社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江西成立最早的进步社团,是当时全国许多社团中有代表性的社团之一。改造社成员抨击时弊,探寻改造社会的问题,明确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先以江西做起,要把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1922年,因为改造社的主要人物到北京求学,改造社在北京成立总社,南昌和上海设立分社。1922106,改造社总社在北京大学开成立大会,袁玉冰、石廷瑜、张倬陵、苏芬、刘轶等到会。其间,黄道与他们多次通信,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袁玉冰多次在信中鼓励毕业后回到家乡信江中学教书的黄道去北京求学。

1923年夏,黄道说服家人,筹措了一笔旅费,去北京赴考。黄道因成绩优异同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录取。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是192371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的全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在其公布的招生简章中规定所招各科各年级新生不收学费[],因而黄道选读了北京师范大学。1923928,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开学,黄道进入文预科班学习。两年后,读教育系本科。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湖北夏口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讲授心理学。[]

黄道在北京师大的三年学习期间,系统学习了国文、国文法、国语、英文讲读、英文法、翻译、英语作文、数学、生物学、伦理学、体育概论、理化、修辞学、国文作文、国语发音学、初级日语、心理学、中国近世史、中国地理、世界史、儿童心理、变态心理、应用心理学、认识论、西洋教育史、中国史概论、中国地理总论、教育概论、中国文化史、社会心理、经济学概论等31门课程[]。另外,他还选修了李大钊在北师大讲授的《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并每逢李大钊发表演说,场场必到。他曾对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学习的邵式平说:“听了李大钊的讲演,使我如拨开云雾般看到了青天,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对中国的问题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对中国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出路。”[]

黄道到北京后,参与领导江西改造社北京总社的工作。黄道积极吸收在北京的思想进步的江西籍青年加入改造社,还结识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江西籍女生刘和珍,并与刘和珍联合创办了江西同乡会刊物《博物》。[]1924年,黄道与刘和珍等12人先后担任《博物》的总编辑。1925年,黄道等6人任该杂志研究股编辑干事,江宗海任发行干事。1926年,黄道等3人任交际,邵式平任总务。

在进入北京师大不久,黄道经李大钊、陈毅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团后,他又介绍一些思想革命的江西改造社社员如徐明高(曾任朱德的秘书)、游秀柏等同志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冬,黄道经李大钊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从1923年冬至1924年担任北京师大中共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25年春至10月,游宇担任第二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在此之前,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属于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下的中共西城支部,支部书记缪伯英(任期19211923年)。192510月初,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立即组织了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北京师范大学党支部属于北京地委下设的中共南部委员会。192510月至1926年初,黄道任北京师大第三任中共党支部书记。

中共北京师大党支部是“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它是北京高等学校中建党最早,也是力量比较强的支部之一”。[]臧恺之回忆:他是19249月来北京如师大预科文科班学习。那时,“党团也不分。后来认识了许多同志,谁是党员,谁是团员也不清楚。现在想起来,印象深的有黄道、邵式平、杜增瑞、张陈卿、吴大猷。”[11]当时北京农大学生、1924年至1925年夏担任中共北京农业大学支部书记、1925年底担任北京地委下设的中共西部委员会书记的乐天宇回忆:“黄道领导的中共北京师大支部有三四十名党员(黄道所在班21人,就有党员4名),……它和北京大学党支部是北京两个最大的支部。黄道是北京师大的第三任支部书记(黄道是北京师大第一任和第三任支部书记。——笔者注),这个支部在西城人数最多,是北京党组织的主力之一。在革命运动中,北京师大支部的特点就是实干,上级组织常常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去完成,他们不讲条件,不怕困难,也不使组织失望。黄道和邵式平很实在。北大、北师大两校对革命贡献很大。”[12]

黄道与当时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的陈毅过从甚密,成为亲密战友,共同努力北京的学生运动、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运动。1924420,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黄道和陈毅都成为国民党的跨党党员,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工作。

1924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竖起反直旗帜,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其后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统一大事。1110,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1231,孙中山扶病入京,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了北京各界十万人的盛大欢迎。黄道根据北方区党的指示,与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北京各高校同学参加欢迎活动。作为各界的代表,黄道从前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一直送到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山先生的北京行辕。192531415,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到会代表共二百余人,代表了二十余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进会。江西代表为邓鹤鸣、黄道、李世璋(北京大学政治系本科四年级学生)[13]等三人。大会否决了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会议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必须是对外代表人民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

19255月,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63,黄道在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北京学生》之“英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学生专刊”上发表《帝国主义的横暴行为与中国民众》一文。黄道考察了近几年来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中国的横暴行为,提出“要谋中国人民的永久安宁,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他指出“一部中国近世外交史,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史”。黄道在文章中针对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和上海英捕枪杀学生的暴行写道:“帝国主义的列强,利用中国产业不发达,在中国设立种种工厂,以掠夺我国工人之血汗,以操纵我国之市场。中国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比其他各国之工人阶级,受本国资本家压迫还更甚。中国工人在此种情形之下,生出反抗也正是情理之常,然而中国工人还没有做过帝国主义本国工人的显明斗争,不过为自身生活计,提出了几项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而已。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厂厂主不但不肯允许工人的要求,而且毒打惨杀,种种横暴行为,无不施于之我颠连无告的中国工人。他还以为未足,他们还要主使他们欺负中国的工具——巡捕——来共同殴杀中国工人。这次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我们实在看不出工人的要求有什么不甚当的地方,但是帝国主义久已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久已视华人与狗同等,对于工人们的要求便一概不纳。并且造出种种谣言,用出什么‘暴动’、‘排外’……种种名词以相恫吓。一方面串通中国不肖官厅来帮同他们压迫中国工人。这种情形,已与他们对待印度、朝鲜……各殖民地相同,中国国民,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幸福’之可言。中华民国还有什么‘独立国家’之可言。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国民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近上海英巡捕枪杀学生的暴行,更是闻所未闻。……中国国民受了这种奇耻大辱,若不一致反抗,那么将来生命的危险,谁也不能保险。而且一任外力之压迫,亡国的惨祸,便是要迫在眉睫了。”黄道在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对于这次惨剧,要认清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一种宣战,而他们所恃的便是他们的强权。所以我们于此便非努力根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他们的万恶势力不可。全中国民众,大家要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国家!”黄道与北京学生联合会积极领导北京学生举行支援五卅惨案的集会、游行以及请愿活动。78,黄道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由北京经武汉、九江回到南昌,推动江西的五卅运动开展。据《晨报》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黄道、徐士渊分任苏皖赣鄂宣传及调查代表,已由汉抵浔,今日可到省,将向省方接洽宣传,并促成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分会之成立,以与北京响应。”[14]

1925810,驻京美使马克谟,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让中国政府择定日期、地点,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关税会议,分裂反帝统一战线。107,北方区党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布了《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提出了“关税自主”的口号。返京后,黄道与北京学联根据北方区党委的指示,立即组织北京学生和教职员工展开宣讲活动,揭露帝国主义召开关税会议的真实意图和侵略本质,开展要求关税自主的签名活动。北京学联组织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参加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游行。黄道和学联领导人一起,带领学生军高呼“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政府”等口号。1122,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国民大会”,举行了游行,并与警察展开了激战。[15]随后,北京学联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黄道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者之一。1128,各校学生教职员齐集于神武门前。黄道等带领敢死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革命敢死队约二百人,十人为团,有团长一人指挥,十团为队,有队长一人,各队联合为全队总队,设委员五人,有指挥全队之权。此外尚有交通队,约百人,乘脚踏车随大队往来巡梭,负维持交通及传递消息之责。游行队伍举行“半武装之民众示威”。前导以“首都革命”大旗。游行者各执旗帜,其旗杆皆系木棒为之,此为历来游行示威运动所未有。旗杆皆大书“杀卖国贼”、“扫除安福余孽”、“民众大暴动”等字样。游行队伍包围段祺瑞政府,又前往段祺瑞住宅,准备举行群众公审,迫使其下台。1229,黄道参加在天安门召开的国民大会。会场悬挂着“推翻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的条幅。[16]因“右派的事先告密和临时捣乱”[17],“首都革命”的夺权斗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这次运动中,黄道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斗争艺术和才能。这次运动后,邵式平“决心加入共产党”,黄道随即把邵式平的请求报告当时负责北京市高校党、团工作的刘伯庄。经过刘伯庄找邵式平谈话后,由黄道介绍,11月邵式平被批转加入共青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312,日军两艘军舰驶进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316,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以首席荷兰公使欧登科的名义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并提出“对上述各项,若于三月十八日(星期四)正午止,不得满足的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它的禁止与压迫焉。”[18]

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在316举行示威游行。316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驸马大街、清华园、南街沟、顺城街、府右路、二龙坑、潮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棍的步骑警察包围。李世军回忆:上午九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北京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四十余人,仅师大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十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19]晚上,中共党组织和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大学一院红楼二层召开会议。臧恺之代表北师大参加。会议由刘伯庄主持。317,臧恺之把昨晚会议的主要事项转达给黄道、邵式平等。他们立即布置,领导学生会贴出大布告,通知第二天早上八点要到天安门集会。学生会准备了横幅、标语,大伙也都自己糊个小旗子,各式各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20]

318上午10时,黄道领导北师大学生,参加北京各界200多个团体约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对八国通谍示威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师大学生队伍由黄道(共产党师大支部书记)、邵式平(师大学生会主席)带领,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一直向国务院进发。[21]段祺瑞政府对抗议队伍进行残酷镇压,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死49人,伤199人。黄道在稍后的文章中记述了这场疯狂的屠杀:“当大队到执政府门前,围场中已布满了卫兵。靠着铁栏杆边,排有两排,靠着两边门口也排着一排,南边还埋伏了许多,群众的队伍站在围场中间,当时已完全在他们包围之内了。群众推定了代表五人入内、都被卫兵围着。这时候便有的大喊口号,有的主张赴吉兆胡同段宅。前队已在纷纷移动,卫队的刺刀便一齐上了起来。我因为站在卫队的旁边,看得非常真切,于是我便向着外跑。没有跑几步,便听到轰轰的枪声,我马上伏在墙边地下,同时有一位宪兵没有地方躲也伏在我的旁边。枪声稍一停止,接着就是哨子的声音,我以为是停止开枪了,可是随着哨声,即是一阵枪声,我才明白吹哨即是发命令开枪。我伏在地下大概有二十分钟之久,才没有听到枪声。我立即向东西两门一望,西门已是关着了,而且还站着许多卫队,东门呢?重重叠叠的叠了一大堆。我爬起来便跑到东门,想向大堆的人上爬出来,可是在我后面的人已把我压下了。把我的下身完全压倒,欲退不得,欲进不能,后面的枪声又起,一个一个都向我的头上过来,我自念力已用尽,只有等死而已。这时四围的哭声震天,凄惨的状况,实在不能形容出来。等到压在我身上的人已渐渐少了,方才用力拨出我的双足,向着街上飞跑,同时街上还站有兵士来追我,一直到我转过了小胡同,方始可以安稳回来”。

晚上,黄道参加在北大一院由赵世炎主持召开的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会上赵世炎传达了北方区委的决定,并作了具体布置,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决不能被段祺瑞的高压政策所压服;但要提高警惕,加以防范,已经暴露了的党团骨干和积极分子要注意隐蔽。并决定以学生联合会、反帝大同盟等团体的名义通电全国,造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群众运动。还决定23日为牺牲者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名义发通电,动员报界文人写文章,报告惨案的经过,揭露段政府的罪行[22]。回到学校后,黄道等组织党、团员,传达了联席会议精神,要求一定把斗争坚持到底,组织对伤者的慰问,召开追悼会。李世军回忆:“已经八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23]

320,黄道起草并在《国民新报》上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宣言》。宣言指出,“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攻击我大沽口,明目张胆,帮助奉系军阀,以压迫我全国民众,公使团反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愤慨。北京各团体,特于本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到者十万余人,足见我国民气之激昂。会毕,大队即到执政府请愿,卖国贼段祺瑞,不惟不出而接见,反嗾使其卫队,向群众开枪,于是世界空前之惨剧,便发现于所谓北京政府矣。当群众抵执政府时,列队于围场之中,秩序井然,执政府卫队,却取四面包围形势,将群众重重包围,群众推举代表入内,又被卫兵拦阻。当时即有人主张转赴吉兆胡同段宅,前队方将移动,枪声即轰轰而起,当时伏地避弹者有之;饮弹而倒者有之;向外奔逃者亦有之。惟各门均被事先堵塞,仅有一门得出。女同学及小孩皆被挤倒于门前后,来者即倒于其上,层层相压,而后面枪声又轰轰不已。一时哭声震天,闻之酸鼻。约一点钟余,群众方始走尽计。是役当伤毙命者,二十六人;死于医院者十余人;重伤者二百余人;轻伤者无数。敝校死者范士融君。重伤者李如锦、周开庆、郝家麟三君。政府枪杀同胞以后,即用薄棺掩盖,几经交涉,始将范君尸身找到,然全身衣服,已被剥得赤条条矣。政府之惨酷,于此可以概见。夫国民为外交问题向政府请愿,各文明国家皆有先例,未闻政府有以武力压迫者。而卖国之安福罪魁段祺瑞盘踞之北京政府,竟开世界未有之先例,演世界未有之惨剧,不惜惨杀我国同胞,以见好于帝国主义。”宣言最后说:“全国同胞,试一思之,北京政府尚能代表中华民国乎?直不过帝国主义者之一看家狗而已。去岁‘五卅’之役,上海、沙基等处之同胞,被帝国主义者,直接屠杀。此次北京同胞,积极援助,誓死反抗八国最后通牒惩办安福祸首,打倒卖国政府,庶死难诸烈士,得以安慰于地下,即敝校同学,亦感激无涯矣。涕泣陈词,不胜翘望之至。”[24]

323下午1时,黄道参加北京各界在北大三院举行的“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各团体代表及来宾不下数千余人,陈毅为主席。[25]陈毅在追悼大会上向黄道传达北方区党组织决定,要黄道和邵式平回江西。陈毅告诉他:“我们都进了通缉黑名单,组织决定让我们到南方去,你和邵式平回江西。过几天我也要离开北京……北伐就要开始了,南方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啊!”

324下午1时,黄道参加北师大举行的沉痛追悼范士融烈士大会。全校教职员同学以及各界来宾到会者有万人。追悼筹备处因致祭人数甚多,特延长一日。[26]黄道在《北京师大追悼范士融烈士纪念刊》上发表《这次大屠杀的真象》一文。纪念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有:杨春洲的《范烈士的生平》、李世军的《从死人堆里找出范烈士尸体的经过》、贺凯的《站在我们死者之前》、胡祖姚的《他,还在我心里》和吴大猷的《悼范士融同志——士融所遗留给我们的》等。黄道在文章中揭露了这次大屠杀真相:“这次国务院门口的大屠杀,完全是段琪瑞等预定的计划——预定要把北京民众杀一个痛快,本来流血是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经过的事,可是像这次,实在是世界未有过的流血。第一民众的目的是为着外交问题,第二民众的举动是一种要求式的请愿,这样竟会受本国政府的残杀,死去四十余人,重伤二百余人,世界上什么时代有过?什么地方有过?段祺瑞围着蒙蔽各方起见,自然要捏造许多无中生有的事件,如国务院通电所说,来脱卸自己的责任。同时,为他司喉舌的机关报,也想出各种巧妙方法为他辩护,以淆乱各方的耳目。我是从枪弹中逃出的一个,为着使大家明了当时真相起见,不得不把当时实在情形在此处叙述出来”。黄道在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后说:“以上的情况,是我自己所经历的,没有一点狂话,也用不着说狂话,因为像段祺瑞那样的坏东西杀人是不足悟的,无论是也好,不是也好,横直都没有什么。他说群众带了手枪,为什么卫队一个也没有受伤?他说是群众打伤了军警,可是当时京城宪兵都和群众一块逃跑和伏地。他说群众带了洋油,隔了数丈还有一层铁栏杆圈着的石头洋房子,洋油烧得着么?他说是群众冲锋进去,群众有什么本事,可以和枪弹对抗?他说是自卫,为什么街上也布了卫队,西边门口以致南边也布了卫队?总而言之,杀了人,又造谣。这是所谓中华民国的政府?这与五卅案中的上海巡捕房有什么分别?同时还有一班帝国主义者走狗的报纸,还要诬蔑群众受了人家的利用。竟把我们烈士的牺牲,看作了盲目的,被动的行为,我们要问:这次的事是不是应该参加?若是应该参加,究竟是谁利用他?只有昧着良心的下等走狗,坐在编辑部自造新闻的记者,才会被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利用呢。我们许多烈士死了,我们革命战线上的一位勇士范士融君也死了。我们不要听信帝国主义走狗的造谣,诬蔑我们的烈士。”黄道指出,“我们要了解烈士死难的意义,要知道他们是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他们死的价值,并不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下”。

19254月初,奉军开进北京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杀了《京报》主笔邵飘萍,检查了几个有赤色的大学。大张告示,“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北京顿成了恐怖时代。[27]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大部分群众都很惶恐,而不敢接近我们”,一些党团组织,“如中俄大、北大、民大、师大、以及工人支部,不惟各项工作停顿,就是会议也不能召集。”[28]此时,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在520派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援军击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518,根据党的指示,黄道和邵式平中断学业,告别了与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北师大的同学,告别了生活、学习、战斗了近三个春秋的北京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回到了江西,为迎接国民军北伐作准备。

由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黄道抱着教育救国、改造社会的信念来到北京求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根据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所查档案,在黄道的学业成绩表上当时计算出其在预科第一学年上学期平均分81.9,下学期平均分83.2;预科第二学年上学期平均分74.6,下学期平均分75.9;本科第一学年上学期平均分76.5,下学期平均分71.9。黄道在预科第一学年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在1925年和1926,虽然因为要抽出很多时间参加并领导北京学生运动等社会活动,但与同班其他同学的成绩比较,黄道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仍是比较优异的。

  1923年至1926年黄道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业成绩表[29]

预科第一学年

预科第二学年

本科第一学年

科目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科目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科目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国文

80

80

国文

75

80

儿童心理

92

75

国文法

83

84

国文法

76

75

变态心理

75

70

国语

90

85

英文讲读

69.5

81

应用心理学

72

75

英文讲读

90

92

修辞学

及格

77.8

认识论

70

70

英文法

65

80

伦理学

65

65

西洋教育史

65

70

翻译

78

74.5

国文作文

75

80

中国史概论

90

65

英语作文

72

83

国语文法

85

 

中国地理总论

60

79

数学

86

87.5

国语发音学

80

 

教育概论

82

 

生物学

76

81

初级日文

72

及格

中国文化史

70

 

伦理学

及格

95

心理学

75

69

社会心理

 

80

体育概论

80

62.5

中国近世史

80

 

经济学概论

 

70

理化

89

72

中国地理

80

 

 

 

 

 

 

 

世界史

80

 

 

 

 

2、黄道于1923年冬入党,是北京师大第一、第三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关于黄道入党的时间,在撰写《黄道传》时就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1923年,一种认为是1924年。最后《黄道传》采用的是陈毅在《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中所说“黄道同志于1924年加入中共”,这一观点。这次,我们在北京查到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市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史资料(19121987)》(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认为黄道是1923年冬入党。在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时期(1923.71925.10),中共北京师范大学支部(19231925.10)书记先后是黄道(1923.冬—1924)和游宇(1925.春—1925.10)。在此之前,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属于中共西城支部(19211923)。192510月后,在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时期(1925.101927.5),北京师范大学支部书记是黄道(1925.101926年初),黄道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后,书记是谢伯愈(1926.初—1927.初)和原树敏(1927.初—1927.7)。[30]中共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也认为黄道是1923年入党。文中说:“1923年,黄道升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在文预科学习,……他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去,是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31]另外,黄道亲属的回忆也可作为佐证。黄道的长子黄知真在《回忆黄道同志的青年时代》和《怀念黄道同志》两篇文章中都说,黄道于1923年入党。1982年黄知真给华东交通大学陈群哲教授来信说:“黄道于1923年入党,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黄道生前对吴品秀也说过他是“1923年入党”。

笔者在北京还查到这样一份文件。19241018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按照团中央指定之手续,将已经介绍之团员审查完毕。在关于团员审查情况给中央执委的报告中,团北京地委对黄道的评语是“颇明了主义,能受团体指挥”。师大同时被审查的还有:贺凯(忠实,信仰主义,热心做事,但缺乏勇气),张宇(宙)(中央已知之),陈显文(忠实,且好研究主义,能服从团体),吴大猷(检点寡言,可作机械事),贺乾(性天真,尚需教育),王重民(诚实,有活动能力,能服从团体指挥,但太不重个人学业),杜增瑞(尚能做事,惟需待指导,好读书)。另外,罗驭雄因以往既有反动行动,又多属为个人而行动,且于民权社事至今无若何表示,已不问其为能活动者否,毅然去之。叶桐等都因恐其与罗有关系,虽亦能活动而留待考查,不即令其加入。[32]此时,黄道已经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中国共产党是秘密组织,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因而出现党团不分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在1925922团北京地委的另一个报告中是这样解释的:“在北京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委员会互相代表是常常实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有30人,当全数的七分之一。”[33]

3、黄道是北京学生运动、国民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第三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跨党党员,出席北京学联的代表,以及北京师大其他出席北京学联的代表所联系的北京师大学生领导人,黄道参加并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首都革命”以及“三一八”运动等。臧恺之回忆:他是19259月进入北师大学习,在预科乙班,即文科预备班。第一学期即被选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会议的代表。北师大代表共6名,分3班,轮流出席学联会议。[34]他作为北师大出席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代表,担任上级党、团组织与北师大党、团员的联系人(当时党、团组织一起活动)。他回忆说:“一般都是由刘伯庄同志把上级的指示通知我,再由我转达给师大的有关同志,如黄道、邵式平等。”[35]陈毅回忆说,他与黄道共同努力北京的学生运动、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运动。他钦佩黄道那种坚韧不拔的实际革命的精神,黄道人沉默寡言,因此同志中间常常赞他是埋头做事不说话的江西老俵”!

4、北京学生运动,特别是三一八惨案使黄道更清楚地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反帝反封建、推翻军阀政府,努力完成革命的事业。黄道在北京的革命运动中受到了锻炼,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经历“三一八”惨案,黄道没有退却和畏缩,反而更坚定了他为无产阶级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决心。19263月底,黄道参与起草了《北京学生总会向全国民众宣言》,其中说:“我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惨变以后,我们绝不灰心。这一次的惨变,只能更加激励我们革命的情绪!在我们把这次的事实向全国民众宣布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对全国民众郑重的说一句:我们是决不退缩的,我们已经决心要担起先烈未完的重担,向前奋勇走去。先烈的血,革命之花,盼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完成我们的革命的事业!全国一致要求广州政府北伐以救北方民众于水火之中!全国民众集中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旗帜之下!”[36]在中断学业,回到家乡时,黄道对一时难以理解的父亲黄菊说:“爹爹,我晓得,你指望我读书成器,将来做番事业。其实,我又何尝不想把书读完呢?如今,国家叫外国佬欺侮,民众受军阀压迫,不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还有什么事业可言?为了拯民众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许多人不惜身家性命,就说318这天吧,几十个青年惨死在卖国贼的枪口下,他们是‘不求上进’吗?不!他们是为拯救国家和民众而献身啊!比比他们的牺牲,我们这一纸文凭又算得了什么……”[37]黄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社会的叛逆者,而是有责任感的社会改造者。是那个社会需要革命,需要用革命来完成对社会的改造。他们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北京的三年学习生活、北京的学生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是黄道的人生转折点,在这个时候他由书斋走上革命战场。



[] 根据1923年的北京师范大学招生简章8月份考试,见《北京师大19231933年组织大纲、规程、学则、校工管理规程、招生简章、教室分配等文件》,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005

[] 黄知真:《回忆黄道的青年时代》,载共青团南昌市委员会编印的《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第64页。

[] 《本刊宣言》,《南昌青年运动三十年》1984年内部发行,第153页。

[] 《北京师大19231933年组织大纲、规程、学则、校工管理规程、招生简章、教室分配等文件》,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005

[] 19261927年北京师大毕业同学录》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029

[] 1927年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生历年成绩册》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134

[⑦] 陈群哲、陈荣华、刘勉玉、李国强:《黄道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 王晓明、王淑芳主编:《人生丰碑——北京师范大学英烈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史资料(19121987)》,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 麻星甫:《辛焕文》,《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3期,第4346页。

[11] 臧恺之:《二十年代我在北京参加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1981816),《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4期,第910页。

[12] 北京师范大学麻星甫访问乐天宇记录,《坚忍不拔的革命家黄道——纪念黄道诞辰一百周年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13] 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3页。

[14] 《晨报》(1925716)。

[15] 《京报》1123

[16] 《有关“首都革命”的报道》(1925112829日),《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第225页。

[17] 《记北京民众革命运动》(1925121),《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第226页。

[18] 《八国通谍》(1926316),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19] 李世军:《“三一八”惨案纪实》(196311月),《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19799月。

[20] 臧恺之:《我所经历的“三一八”惨案》(19821月),《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198212月。

[21]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22]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党史专题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23] 李世军:《“三一八”惨案纪实》(196311月),《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19799月。

[24] 《国民新报》,1926321

[25] 《碧血溅京华:纪念三一八惨案六十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 页。

[26] 《碧血溅京华:纪念三一八惨案六十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27] 《柏桂校务报告(教务部作)》(1926529),《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28]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北京青年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页。

[29] 1927年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生历年成绩册》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134

[30]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史资料(19121987)》,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241页)

[31] 中共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32] 《团北京地委关于团员审查情况给中央执委会的报告》(19241118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199111月内部发行,第130131页。

[33] 《刘人壮、邓鹤皋给郑容的报告》(1925922),《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34] 臧恺之:《二十年代我在北京参加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1981816),《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4期。

[35] 臧恺之:《我所经历的“三一八”惨案》(19821月),《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198212月。

[36] 《北京学生总会向全国民众宣言》(19263月),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193页。

[37] 陈群哲、陈荣华、刘勉玉、李国强:《黄道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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