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道同志诞辰110周年研讨会论文

 

黄道在江西人民革命史上的地位

                            

刘勉钰

 

黄道是江西党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对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把黄道当成一个历史人物,放到江西党的历史上加以研究,对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出科学的评价,用历史事实进行全面的阐述,是我们地方党史工作者的一项任务。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党史学界对黄道的研究与社会上对他的宣传显得不够。随着《黄道传》、《方志敏年谱》、《邵式平传》、《陈毅传》、《曾山传》、《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史》等专著的出版,及有关赣东北、闽北、闽赣革命根据地史料的发掘与公布,我们有条件比较公正地、历史地评价黄道在江西革命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1939523黄道牺牲后不久,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同志就奋笔写下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文章在了黄道一生的光辉历程,并对黄道作了高度的评价:“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陈毅的文章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写的,通篇没有丝毫虚浮夸张之词,因而这个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应当成为我们党史工作者研究与评价黄道的重要依据。

我在这里浅谈几点认识:

第一、黄道同志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江西早期著名活动家。

黄道成长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年代。1919年的秋天,尚在南昌二中读书的黄道就和袁玉冰等几个同学发起组织进步社团,并于1921年元旦正式成立了江西改造社。改造社是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其宗旨是要改造社会,要把“黑暗的旧江西”变为“光明的新江西”。改造社出版了《新江西》杂志,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发行。这在当时除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的进步社团和刊物之外,江西改造社和《新江西》杂志,就算得是在全国最有名气和影响的社团和刊物了。社员达100多人。黄道是改造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并和袁玉冰一起介绍了一批进步分子加入。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江西改造社,是10几个倾向革命的学生组织的,袁玉冰、黄道同志都在内。工校风潮后,他们认为我是革命青年,介绍我加入。”经查袁玉冰日记,方志敏是1921619加入改造社的,改造社为此召开了第三次临时会议,欢迎方志敏入社。改造社总社迁到北京以后,黄道正好在北师大读书,又与在北大读书的袁玉冰一起,积极发展社员和开展社务工作。黄道还是《新江西》杂志的积极撰稿人。他在该刊先后发表了《阻碍新文化运动的是谁》、《难道女子不是国民吗》等笔锋犀利的文章。他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从反封建的高度,尖刻地批判了那些封建遗老遗少们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奇谈怪论,他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女子参政,他在批判轻视妇女的论调中说,“如果说,女子不能执政,那么英国的伊丽沙白不是执过政吗?她的成绩恐怕男子还比不上的。再如中国唐朝的武后,虽是不大好,但是比那唐中宗,巳好得多了。”黄道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七十多年前写出这样的文章,作出这种大胆的历史评论,确是卓有见地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是六十年代撰文为武后翻案)。黄道在北京还协助江西籍的北师大同学刘和珍办《博物》杂志,同样是宣传男女平等和女子解放。

当时,有些人戏笑黄道,你这班小孩子也谈起政治来了。但黄道对自己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从不动摇。直至他牺牲的前不久(193711月)黄道在致友人徐先兆先生的信中还说,“我自从与你别离以后,是在照旧地抱着我原来的志愿去于,这大概你也知道一些。”“现在我巳经不是小孩子,而快要成为老人了。现在不但是仍然谈政治,而且又干了十年政治运动,还能稍为谈谈军事。这是稍微能问离别十年的朋友告慰的。”由此可见,黄道的政治信仰如何坚定,他的政治眼光又是何等深邃!和二十年代的江西进步青年相比较,他确是出类拔萃的。

第二、黄道才华横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黄道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时期,担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领导北师大学生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从五卅运动爆发直至三一八惨案,“他实际是北方国民革命的领导主持的一员”。

北伐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推动国民革命。

大革命失败时,他参加了打响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八一起义,他与罗石冰代表江西省委,发动群众为起义军筹物捐款。

八七会议后,他秘密回到家乡横峰,与方志敏、邵式平一起,领导弋横大暴动,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黄道任赣东北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并曾代理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后调闽北任分区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341月,被选为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任闽赣省委书记,1938年任东南分局委员,军分会委员,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曾山去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代理省委书记。

黄道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在江西,在赣东北,在闽北,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职务。他和方志敏、邵式平一起,开创和巩固了赣东北根据地,并扩大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他协助方志敏主政,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党的建设、文教事业以及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和日常工作方面,脚踏实地地作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赣东北省后来成为毛泽东表扬的模范省,首先归功于方志敏的卓越领导,也包含有黄道的心血。陈毅说同志说:“他与方志敏两人是皖浙赣边区的著名的群众领袖”。

黄道去闽北以后,更是埋头苦干,独立支撑,顽强坚持,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根据闽北具体情况,实行灵活的政策,求真务实,使闽北根据地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武夷山的红旗一直不倒。陈毅描写黄道的特点是“埋头做事不说话的江西老表!”

第三、黄道具有高深的理论修养,并创造性地运用于革命实际,是一位马列主义活动家。

黄道在南昌二中读书时,就读过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1923年,上了北师大以后,有机会读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听了李大钊的讲课,使他茅塞顿开,大开眼界。他对邵式平说:“走共产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出路。”此后,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革命实践的斗争中,他的理论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并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诗歌。仅《黄道诗文集》就有60篇。

尤其可贵的是,黄道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红十军团北上和中央红军长征之后,黄道领导的闽北苏区成为一块单独的作战区域。国民党调集了10万大军向闽北苏区“清剿”。而我闽北地区武装力量仅5000人,其中正规红军3000人。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危在旦夕。这时,黄道主持闽北分区委会议,确定行动方针。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提出:“坚决阻击敌人,誓死保卫大安”。黄道则认为,我们五千之众对抗十万强敌,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大安是守不住的。与其同敌人争夺大安,消耗有生力量,不如主动撤出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以游击战争同敌人周旋。会议最后否决了李德胜的主张,同意了黄道的意见,并作出“主动撤出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积极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决策。果然,红军撤出后,敌人第二天就进了大安。黄道主持大安会议作出的决策,公然抵制了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及其代理人的错误,是有胆有识的。它为后来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奠定了基础。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红军游击队长年在深山老林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但黄道感到最大的痛苦,是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他不了解外界的形势变化,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和判断。19371月底,黄道从一张包盐的旧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简短消息,又从一本《生活日记》上,知道北京发生过一二九运动。由此,黄道敏锐地意识到形势正在急剧起变化。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蹲在山沟里判断形势了。”他布置红军游击队下山,获取国民党的报纸。结果,弄到了几麻袋的报纸。他组织省委的同志讨论了几天。最后,黄道判断出中共的方针是联蒋抗日,并用列宁论妥协的语录教育大家;而蒋介石的方针是“北和南剿”,要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193727,闽赣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帝抗日斗争的决议》,37,又组织了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黄道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一面在揭露蒋介石罪行的同时,训令红军游击队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以保存有生力量,一面派人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19379月, 黄道写信给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争取得到中央指示,同时又致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表示愿意与地方当局谈判。结果双方代表在光泽县大洲举行了6天谈判,达成了联共抗日,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等协议。黄道指导下的大洲谈判的成功,意味着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结束。

第四,黄道对新四军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四军的创建者之一。

193710月,经过国共两党协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为了加强党对东南地区和新四军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黄道为新四军分会委员之一。

1938110,黄道奉命来到南昌,就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 14日,项英打电报给长江局和中央,要求增加黄道为东南分局委员,以加强领导。15日获得批准。这样黄道就成为继项英、陈毅、曾山之后,又一位身兼东南分局委员和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二职的重要领导人。不久,黄道又兼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长。

此时,黄道领导的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已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江西铅山石塘集中,等候整编。为了做好部队的改编工作,黄道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一起来到石塘看望部队,召开干部会议。黄道代表新四军军部宣读命令,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全团1500人。接着,五团指战员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抗日战场。黄道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能够以一个整团编入新四军,在当时815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中,并不多见。这是他对革命、 对民族的重大贡献。正因如此,陈毅称赞黄道是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黄道在主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工作期间,和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一道,内外配合,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19386 26日,日本侵略军攻占马当要塞,我省北部门户洞开。接着,彭泽、湖口、九江沦陷。省会南昌受到严重威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时,黄道应几位朋友之约,用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本军事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以延安解放社的名义出版,在吉安印刷,发行2千册。全书分九章,8万多字。他首先开门见山地说:“过去许多游击战争的书,多半只谈到战术,忽视战略问题,其实在中国目前长期性的抗日战争中,在敌人广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战略问题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接着,他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本思想,详细地论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批判了把胜利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队的错误观点。黄道在这本书中,着重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尽可能保存自己力量,消灭敌人。具体地说就是“要能取得胜利才打,得不着胜利或自己消耗太大就不打,打得就打,打不得就不打,赚钱就打,蚀本就不打”。但是我们保持自己力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力量,而不是“和过去军阀保全实力一样”。我们就是要“从艰苦战斗中去保持自己力量而且发展自己力量,从艰苦战斗中去消灭敌人的力量”。黄道具体而实际地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各种技术动作(怎样袭击敌人,怎样扰乱敌人,以至怎样行军、宿营等),强调了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这本书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总结了自己多年的游击战争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表现了黄道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和卓越的军事指导才能。这本书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谈谈对“江西人民革命领袖”的理解。我认为,这是陈毅根据列宁的理论和黄道在江西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而写的。列宁在谈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时说:“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这就是说,领袖并不是仅仅指一个人,领袖人物的条件就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最重要职务”。黄道在江西革命20年,一直担负重要职务,革命经验很丰富,在群众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他牺牲以后,在小小的河口镇,就举行了数千人的追悼会,许多群众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冒着坐牢的危险而参加会。黄道的灵柩运往闽北长涧源时,又有几千群众来送葬。在途中,人们挨家挨户举行路祭,长涧源的群众还自发地到30里外的温林关迎灵,老少哀哭,悲痛欲绝。最后, 群众为他选了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进行安葬。黄道同志过早地牺牲了,但他羸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不愧为江西人民的革命领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会涌现出许许多多推动历史前进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江西地方的革命领袖也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一批。如民族英雄方志敏,江西党的创始人赵醒侬,江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袁玉冰,工人运动领袖陈赞贤等等,还有一些身经百战幸存下来的、建国后还健在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山、肖华、陈奇涵、赖传珠、罗贵波、陈正人、邵式平等等,都是江西的地方领袖。他们在江西革命史上,功不可没。江西人民在他们的带领下,从北到南,由南至北,掀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江西16.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三分之二的苏维埃政权,并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革命的中心,是人民军队的摇篮,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江西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25.7万人。正是这25.7万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我们江西的大地,江西人民永远会记住25.7万革命烈士!江西人民永远怀念黄道同志! 

 

(作者系南昌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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