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在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策略

省社科院研究实习员

黄道与方志敏等人是赣东北苏区著名的群众领袖,为赣东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闽浙赣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闽北是闽浙赣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革命需要,黄道自1931年到1937年,除短时间到闽赣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之外,一直在闽北领导革命斗争。1934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大举“围剿”闽北,闽北苏区沦为游击区。闽北游击区在黄道、黄立贵等人的带领下,独立支撑,顽强坚持,最终打破敌军的“清剿”,迎来抗日新局面。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不是偶然的,它与黄道的统一战线策略密不可分。因为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①],如果要打开革命局面,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就必须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利用各种力量,赢得战争的主动权。黄道的统一战线策略在这一阶段有其独特的内容,丰富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一、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白皮红心”、“两面政权”的政治政策和“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做到“争取多数,反对少数”。

1、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斗争,敌我力量极其悬殊,革命处于低潮,因此,它的复杂性和艰难度是以往游击战争所不能比拟的。正如陈毅所说,三年游击战争就是“善于在大的失败之后保存自己,善于由大的进攻战局变成退守战术,他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来掩护退却,收容自己,他更善于团结群众,以群众的掩护作为自己保存和发展的基础,他善于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秘密的、公开的、半公开的、亭子间的、搭棚子的与游击战术和动作综合一起来灵活使用”[②]。可见,统一战线策略与游击战争战略在这一时期同样具有其独特的作用和突出的意义。

与南方其他苏区一样,闽北苏区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经历了敌人残酷的“围剿”,逐步沦为游击区。鉴于严峻的形势,19351月初,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大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部从大安撤离,开展游击战争。125日,闽北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大安,开始与敌人展开反“清剿”斗争。19358月,国民党军以6个师的兵力,向闽北游击区再次发动“清剿”。他们采取政治、军事、经济三管齐下、全面封锁的战略,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坚持游击战争,8月,黄道在崇安县的黄龙岩主持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新方针,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政治上,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经济上,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向地主筹款和减租减息。黄龙岩会议使闽北游击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闽北游击战争的新起点[],黄道新的统一战线思想正式确立。

黄龙岩会议后,敌人的严密封锁、“移民并村”和反复“清剿”,使根据地群众遭到严重的摧残,更使红军游击队陷入难以想象的困境。这就使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突显出来。敌人的封锁极大地限制了红军的行动。“移民并村”更是狠毒,许多村庄变成无人区,土地荒芜,被迫搬出去的群众失去人身自由,生活艰难,还常被敌人强行拉去做苦役,修碉堡。“移民并村”隔绝了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其失去了经济来源和消息来源。敌人的反复“清剿”使红军游击队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也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给养的困难尤为突出。在反“清剿”的紧张时期,红军基本上靠吃野菜、野果、草根充饥。饥饿无时不刻在折磨和考验着广大官兵。陈毅曾形象地把这种生活写成诗:“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④]此外,打游击战流动性大,一两块小根据地是站不住脚的,敌人集中“清剿”就要垮台,这就要求红军游击队必须开辟新的游击区。

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老区、开创新区,黄道命令红军游击队必须广泛实施黄龙岩会议确立的策略,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多数,孤立敌人。红军游击队在黄道的指示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始大范围实施统一战线策略。

2、政治上,对保甲长采取争取与镇压相结合、以争取为主的方针,即一面开展争取保甲长的工作,实行“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政策,一面镇压出卖革命和危害群众的首恶分子。

游击区内的保甲长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反动地主恶霸、流氓恶棍亲自充任,他们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欺压群众,反对红军;另一种是由辈分较高,在村寨里较有威望的人担任,他们在国民党和红军之间,常常采取两面应付的办法。这两种人对革命的利害是不一样的。黄道深入分析了他们的政治态度,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即对前者坚决镇压;对后者团结争取,凡愿意接受约法三章者,一律给予保护[⑤]

黄道还充分利用国民党撤换保甲长的机会,派出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人士去充当保甲长,同时争取较为开明的保甲长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这样就使国民党的保甲机构逐步变成表面为国民党服务,实际上却为红军游击队办事的“两面政权”。另一方面,对那些坚决与红军游击队为敌的反动保甲长,则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以肃清革命危害。

在游击战争后期,整个闽东北一半以上的保甲长都被红军游击队争取了。在斗争中,他们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筹粮食、做掩护,对闽北坚持游击战争起了很好的策应作用。与此同时,在黄道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下,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日益主动。为了进一步巩固与保甲长的统一战线,红军游击队也作出一些积极的回应。在斗争中,红军游击队尽量想办法保护保甲长,使他们不受损失,基本上不公开和他们接触;红军在一个地方走了之后,也允许他们向敌人报告,有时红军游击队还故意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再偷偷放掉以麻痹敌人。[⑥]

3、经济上,红军游击队开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向地主筹款和减租减息;不再打土豪,而改为向土豪筹款。

苏区时期和游击战争初期,闽北基本上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游击战争时期,这项政策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游击区没有了苏维埃政权,也缺乏足够的革命武装来保护农民分得的土地。有时往往今天刚分了田,明天国民党军来了,地主又把地夺了去。因此,有的农民害怕敌人反攻倒算,红军给他土地,他也不要。打土豪的政策使土豪对红军游击队产生严重的敌视情绪,他们和地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红军。结果,红军游击队的处境十分被动,增加了斗争的困难。

为了争取多数,缩小打击面,黄道调整策略,对地主、土豪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即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向土豪筹款。当然,这项政策必须在约定条件下实行,红军游击队给他们规定了六项条件:一、不向国民党军报告红军的消息,要报告等红军走了一天或两天后再去,而且还要虚报红军的数量;二、国民党军来围攻时,要提前送消息给红军;三、不能给国民党军带路,只能往没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带,或者等红军转移以后再往那儿带;四、要送粮食给红军;五、必要时帮助红军安置伤病员,并以身家性命保证我伤病员的安全;六、不得欺压群众且捐税要少派。[⑦]只要遵守这些条件,地主、土豪就可以不受红军游击队打击,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不被没收财产和分田地。而对个别反动或不守信用的,红军游击队则坚决打击和镇压。

正确的经济政策极大地缓和了红军和地主、土豪之间紧张的敌我关系。许多地主、土豪为了自己的利益,基本上在国民党军和红军之间持中立态度,一些较开明的地主土豪还为红军游击队提供敌方情报、帮助红军购置物资。由于地主土豪的中立和支持,红军游击队在敌我斗争中获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减少了斗争的困难。

如上所述,政治、经济上的大联盟,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争取了尽可多的中间力量、支持力量,避免树敌过多,为游击战争的胜利坚持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也是能使游击区群众得到实际利益的办法,尽可能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也有利于分化、瓦解、教育和发动群众。政治、经济方面的统一战线策略虽是在游击战争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被迫实行的,但它的思想精髓、基本内容与后来中共中央实施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是一致的,充分体现了黄道高超的政治谋略和其审时度势的开阔视野。

二、对大刀会、土匪逐步从侧重镇压转变为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敌对力量,增加中间势力和支持力量。

在闽北,土匪经常出没,大刀会等帮会组织更是遍布各地。这些大刀会、土匪武装虽然也经常做欺压群众和对抗红军的事,但与国民党军还是有极大区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受欺骗和愚弄的群众。闽北红军对这些武装开始实行的是侧重镇压的政策,随后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对他们逐步采取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积极争取他们的支持。

大刀会是当地延续了数百年的帮会组织,在其身上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大刀会在闽北的建瓯、政和、屏南、古田、邵武、顺昌等地区有很大势力,有的被地主豪绅操纵,或为国民党利用[⑧],坚持与红军为敌;有些是“逼上梁山”的绿林武装,但帮派观念很重,对红军很不了解。红军刚到新游击区时,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当地大刀会较量一番[]。他们临阵吃符念咒,自恃刀枪不入,惯于集团冲锋。闽北独立师在分路开辟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多次遭到大刀会的袭扰,极为被动。19359月,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部向顺昌方向前进的途中,这一带的大刀会在保安团的唆使下,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予以坚决反击,一举歼灭大刀会会众400多人,打击了大刀会的反动气焰,也震惊了其余大刀会。

但是,与大刀会为敌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为了打开局面,不致于陷入国民党军的“清剿”和大刀会攻击的双重压迫下,红军及时地改变策略。他们一方面对那些被国民党军利用、对红军进行攻击的大刀会进行镇压,一方面展开和谈工作,实现“以打促谈”。在争取和联合大刀会的过程中,红军游击队主要是从争取利用上层、教育说服下层这两方面同时进行的。对较有身份的大刀会上层人物,红军通过书信,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关系;对一般会徒,则尽量通过他们的父母妻子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同时,结合军事压力,迫使大刀会与红军谈判[⑩]。其中,与大刀会头目林熙明的合作便是一个成功典型。

在闽北多股刀会中,势力最大的是政和县的林熙明,为此,红军游击队决定以林熙明为突破口,争取大刀会的合作。193511月,饶守坤率独立师第二团在建瓯、屏南、古田一带开辟游击区,多次遭到以林熙明为首的大刀会的袭击,也进行了多次交锋。11月中旬,第二团设计将林熙明大刀会引入埋伏圈,一举擒获100多名会徒,并派人送信给林熙明,说明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只要他不再与红军为敌,就可前来谈判解决被俘人员的问题。林熙明被迫表示同意谈判。为了表示诚意,饶守坤亲赴大刀会与林熙明谈判,并按照大刀会规矩,与林熙明共饮鸡血,结拜兄弟。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林熙明同意接受了独立师提出的“保护群众利益,共同对付国民党军”的主张。与此同时,在邵武、顺昌、建阳等地开辟游击区的第二纵队也转变了策略,积极争取大刀会19362月,国民党军包围了大刀会,林熙明带着会徒左冲右突,未能突出重围,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黄立贵带着红军赶到,替他们解了围。林熙明感激不已,视黄立贵为他的救命恩人。在此良好关系的基础上,黄道决定派黄立贵同林熙明谈判[11]。通过谈判,达成了合作协议,黄立贵也与林熙明结拜为兄弟。红军游击队与林熙明谈判的成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林熙明的势力大,其他一些刀会组织也纷纷与红军握手言和。后来,独立师第二团还通过林熙明争取了浙西南一带的大刀会1000多人。大刀会多次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并经常给红军送情报,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国民党连连惊呼:“大刀会首与黄立贵残部勾结”,“闽东北土共猖獗”,“会匪复炽”等等。[12]由此看出,红军游击队与大刀会的联合确实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红军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山区,而土匪主要也分布在山区,因此与土匪的交锋不可避免。土匪问题成为黄道不得不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土匪有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他们拉起武装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图的主要是钱财;有的土匪实为国民党军的别动队,经常攻打红军。为了减少来自土匪方面的威胁,黄道认真分析了土匪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对土匪采取以斗争求联合、以联合为主的策略。把政治上争取教育和军事上打击相结合,积极做教育、争取、利用、改造土匪的工作,使土匪不为国民党利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土匪在红军和国民党军的交战中持中立或支持红军态度。

在黄道的指示下,各地红军游击队与土匪展开了谈判。饶守坤率领的第二团在争取土匪工作方面做的十分出色。当时,古田西部的凤都一带有一股以张春光为首的土匪,有两三百人。张春光原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长,因受排挤和不堪军旅生活的约束,便带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占山为寇。凤都距第二团的游击区很近,如果他与红军为敌,则是心腹之患。摸清他的底细和政治态度后,红军便主动给他写信,要他在红军和国民党军之间保持中立。为了进一步争取和利用他,饶守坤亲自到他的山头跟他谈判。通过谈判,双方达成协定,张春光同意接受红军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不打劫穷人,只打劫地主老财;第二、不在红军游击区打劫,只到国统区打劫;第三、不抓老百姓当土匪。并表示决不与红军为敌。协议签订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匪张春光没有与红军作对,有时还为红军提供情报,并协助红军共同攻打国民党军。

争取大刀会、土匪的策略在当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它使红军减少了来自多方敌对力量的打击,从而使自身得以保存和发展,而且大刀会、土匪在斗争中的大力配合为红军挫败敌人的多次“清剿”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联合大刀会、土匪的统一战线策略在游击战争时期的实践为闽北后来顺利实现抗日战略的转变、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经验。

由于实行了灵活的游击战争战术和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闽北游击区得到巩固和发展。19364月,闽北和闽东游击区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赣省委。到1936年底,闽北游击区发展到横跨闽浙赣三省的26个县的广大地区,闽北红军独立师也由原来的4个纵队发展为6个纵队近3000人,成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全盛时期。

三、实行抗日战略转变,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国共和谈,红军成功实现改编。

1、适时实行抗日战略转变,深化统一战线思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加大了对闽北等南方游击区的“清剿”力度。在其“清剿”初期,闽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对新的“清剿”局势认识不足,致使部队遭到不同程度损失。19371月,黄道在一张包盐用的上海《新闻报》上,获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又在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了《生活日记》,得知了一二.九运动。为了进一步弄清形势,黄道还令人订了一份《福建民报》和《民国日报》。通过研究分析,黄道认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13]在此情况下,黄道再次要求各地注重斗争策略,不得打硬仗,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19372月初,通过地下党的关系,黄道得悉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了贯彻中央精神,27,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赣省委发布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斗争”,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应该在国民党军中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一致北上抗日。[14]37,正式成立了以黄道为主席的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基此,闽北游击区实行抗日战略转变。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抗战,黄道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提出了符合闽北实际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一步深化了统一战线思想。具体为:

一、进一步加强大刀会、土匪的联合工作,减少敌对压力,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增大抗战力量。

二、对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等联合武装,加强其下层工作,使逐渐地完全到党的领导之下。同时强调:“切莫想立即把他改变为红军或立即完全在我们指挥下,使他们对我们发生反感”;“我们对于这武装,如果他不能完全接受我们指挥时,我们可和党员到他们的下层工作,宣传我们党的主义,或以实际的行动表示我们反日坚定性而争取党的领导权”。

三、知识分子、商人等政策的调整。

1、一切知识分子不论什么成分,只要不是反动领袖,都要保护他们,吸收他们加入反日阵线。

2、保护小工商业者,禁止将几百元以上至几千元的商人捉来罚款,对较大的商家也只能向他们要捐款,只没收反动头子开的商店。

3、保护富农利益,不应捉富农来罚款或捐款。

4、白区的小地主,只要他同情抗日并自动捐款,也不为工农群众所痛恨的,不得没收其财产。

5、对俘虏来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应向他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并释放回去。

   四、为保证红军在闽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应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红军,广泛建立游击队和乡区抗日政府、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扩大抗日宣传,加强对国民党军的反日鼓动工作。[15]

   五、设法与其他能够联合的反日武装进行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吸收他们加入抗日联合会,组成抗日联盟。[16]

黄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前期统一战线策略的进一步深化,他对红军如何争取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极富政治敏锐性,与党中央后来一贯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

在此策略思想的指示下,红军游击队大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闽赣省委还积极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提出联合抗战的主张。然而,国民党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加紧了对闽北游击区的“清剿”,蒋介石还向福建省主席陈仪发出限期完成“清剿”任务的命令,要求其务将残匪限期肃清,勿再延误,倘逾期不能肃清或有谎报肃清而各地残匪如仍存在,经查明,定加处办”[17]。敌军日夜不停地对闽北红军游击队进行围追堵截,红军的处境十分艰难,人员由3000人锐减至700多人。但是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各地红军一面与敌人展开反“清剿”斗争,一面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逐步恢复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他们团结和组织各阶层人士,建立歌咏队、“七七抗日剧团”、“抗日巡回演出队”等抗日救国团体。在农村,红军游击队把反日斗争与反苛捐杂税、反青黄不接等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在较为稳固的区域建立区乡抗日政权,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赤色农会组织,革命斗争走向深入。在城市,红军游击队向知识分子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他们加入抗日队伍,领导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学生爱国运动。此外,对国民党军也加强了宣传攻势,红军利用一切可能去接近国民党军,宣传抗日主张。

2、展开国共和谈,达成联合抗战协议,红军游击队成功实现改编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将“清剿”闽北的主力部队调走,闽北敌我斗争相对缓和。黄道为了使闽北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局面,主动向国民党当局表示联合抗战的诚意。

813,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动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在南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920,黄道等人又通过光泽县长高楚衡转函给江西省政府熊式辉,认为“目前抗日战事日见紧张,一切抗日力量的大团结,自更刻不容缓”,提出了3点具体意见:第一,可以接受将抗日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双方具体商榷区域的划定,原则上,要求将与抗日有意义的地区归红军。在划定区域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取消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杂税;第二、要求允许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信,请求指示与领导;第三、在谈判未确定以前,红军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但要求福建军政机关立即将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星村、曹墩等地及建阳之杜潭、邵武之二都桥驻军撤退。函电还希望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并表示“只要与抗日有利,我们无不竭诚接受”。[18]与此同时,基于与党中央隔绝多年,黄道于924主动致信叶剑英,想通过叶剑英与中央取得联系和具体指示。信中明确指出: “从野战出动以后,我们即遵守中央指示在闽赣边区坚持斗争。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形势日益紧张当中,我们曾遵照中央主张,不断提出联合一致抗日;最近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更向各方具体的提出,在江西光泽方面已有初步接洽”[19]

9月底,在闽赣省委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当局同意谈判。为了使谈判工作顺利进行,黄道主持召开了闽赣省委会议。在会上,黄道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进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应当站在群众的前头,积极领导人民投入到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会议决定同意举行国共谈判,确定大洲为谈判地点,并为谈判制定了明确的方针。[20]9月底至10月初,闽北红军代表黄知真、邱子明同国民党江西省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会谈。谈判中,黄知真、邱子明坚持省委确定的方针,挫败了国民党代表企图将闽北红军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双方通过1个星期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国民党方面必须做到: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释放政治犯;三、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红军集结、驻防地点,负责集结期间的红军粮秣、军需供应,保证红军一负责同志前往党中央请示工作的安全。红军方面则做到:一、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二、停止建立苏维埃政权;三、闽北红军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其他听候中共中央指示。

大洲谈判后,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遵守协定,不断向红军游击队袭扰。在此情况下,黄道决定加大抗日宣传力度,同时,命令红军游击队进行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军事行动,实现共同抗日。10月,闽赣省委与陈毅取得联系,得到中共中央分局的指示。11月,在上级指示下,黄道通知闽北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11月下旬,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到铅山县石塘镇集中,总兵力约700多人。为了壮大抗日力量,黄道命令扩红。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动员下,部队迅速扩大到1500人。193829日,召开了改编大会,黄道宣布了新四军军部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3支队第5团。225日,闽北红军从石塘镇出发,开往抗日前线,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至此,闽北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同时也标志着黄道的统一战线策略取得成功。

纵观黄道在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失去党中央联系与指示的情况下,独立思考,立足实际,把闽北的斗争态势与中国革命的总形势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确定了灵活、有效的联合策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真正做到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 黄道的统一战线策略在游击战争时期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它不仅使闽北游击区减少了敌对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扩大了支持力量,从而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其逐步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束缚,很早实现了抗日战略的转变,走在了其他游击区的前面。

对于黄道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贡献,曾作为黄道亲密战友的陈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一九三五年春方志敏同志殉难之后,一面是赣东北根据地转为游击地区,一面是抗日先遣队转为游击队,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在黄道同志一个人身上。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他的无比的革命的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务、政治、民运诸工作都在中共闽赣省委领导之下进行的,黄道同志恰是省委的领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完全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尔后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的贡献。[21]

中共中央在1937127日听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后,立即于1213日通过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闽北等南方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22]

 



[①]陈丕显 叶飞:《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②]陈毅:《论游击战争》(1939915),见《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91792页。

[③]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④]陈毅:《赣南游击词》,《星火燎原》第4辑,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3页。

[⑤]黄知真:《黄道与三年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⑥]饶守坤:《闽东北游击区的开创与发展》,《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293页。

[⑦]陈仁洪:《艰难的岁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279280页。

[⑧]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⑨]黄知真:《黄道与三年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83页。

[⑩]饶守坤:《闽东北游击区的开创与发展》,《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290页。

[11]宣金堂:《收编大刀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241页。

[12]饶守坤:《闽东北游击区的开创与发展》,《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291

[13]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14]《中共闽赣省委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193727),《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41页。

[15]《闽赣省军政委员会政治部训令》,(193737),《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4243页。

[16]《中共闽赣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1937328),《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45页。

[17]《《闽北日报》报道蒋介石限期完成“清剿”任务的命令》(1937519),《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501页。

[18]《黄道等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致熊式辉函》(1937920),《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46—47页。

[19]《黄道、曾镜冰关于请求中央指示致叶剑英信》(1937924),《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48页。

[20]黄知真:《黄道与三年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92

[21]陈毅:《纪念黄道同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59页。

[22]《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1937121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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